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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面临着深刻变革,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下国家安全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过去单纯的政治、军事、外交范畴,而涉及经济、文化、科技、生态、信息等方方面面。其中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正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壮大、对外投资的深度和广度的迅速增加以及发达经济体对我国警惕性的逐步加深而日益凸显。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陆续出现的索罗斯基金阻击港币、港股、港期货、中信泰富外汇交易亏损、中航油、国储铜投机亏损、中铁建海外工程亏损、利比亚中资机构投资亏损等事件,广为民众关注;国内外“阴谋论”看法甚嚣尘上。而我们无论从体制、机制还是应对措施上,均应当对此进一步予以关注、提高警觉。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简要论述国家财富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以及进入国际投资领域与保证国家财富安全的关系,并就在国际投资领域如何改善国家安全态势提出三点建议。
国家财富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从历史上看是国家财富积累最快的时期。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国家财富增长的速度快于居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其中中央一级又快于地方一级,形成了巨大的积累。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年财政税收已达8.31万亿(2010年),其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速与居民收入增速。“十一五”期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33%,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9.7%和8.9%;二是外汇盈余已超过3万亿美元(至2011年一季度),成为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三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合计本外币资产总额已达101.2万亿元(至2011年一季度),居世界各国金融业首位;四是122家央企资产总值已达24.3万亿元,净资产9.5万亿元,净利润8489.9亿元(至2011年一季度)。
这笔巨大的国家财富是一把双刃剑。积累一定的国家财富,一方面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运用得当,可以起到弥补历史欠账、调节地区差距、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解决一些关乎国家、社会、民生全局的长远问题。另一方面,如处理不当,就不仅会出现目前在国内一些领域里已被广泛讨论的“与民争利”问题、在国际上已出现的“中国威胁论”问题,而且会在民智开启的今天引起各方面广泛持久的关注,将其增减视为对广大人民群众财产权的赋予或褫夺,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服务意愿、执行能力及合法性的评议。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国家财富还并不是历史积累的财产,而是一种潜在的未来负债。其中既有外汇储备这样的显性负债,也有国有资产积累对已退休和将要退休职工养老的隐形负债,还有因历史剪刀差所形成的对农村人口、中西部资源省份的基础设施欠账。
尽管对于国家财富应如何积累,保持何种合理规模,进而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各方都有不同意见;然而现实是,在一个倡导问责、强调人民“幸福感”的信息社会里,国家财富已然以其巨无霸的身形呈现在了中国百姓的眼前。如何确保现有财富的安全,并在此基础上管好用好这笔财富,也就日益成为了一个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人心向背的敏感问题。稍有疏失,就可能被人钻了空子,对国家财富造成直接重大损失;另一方面,也可能被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造成“舆论围观”,甚至演化成群体事件,危及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以来得之不易的大好形势。
进入国际投资领域是保证国家财富安全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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