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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诉法大修尚有悬念
如果从新中国颁行民事诉讼法(试行)算起，至今已经是第30个年头。1982年的民诉法试行了10年，1991年才有正式的民诉法，2007年作过一次小修改，今年再次启动，或将迎来首次大修。
向专业进发用了20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民诉法学者傅郁林认为，1982年试行的民诉法，与其说是调整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程序法，不如说是一部法院审判的操作规程。其最大的历史进步是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奉行的“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民事审判十六字方针排除在立法之外，并且这归功于参与立法学者的强烈反对。
当年参加立法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伟回忆，当时他极力反对将口号式的用语而非法律语言写入立法：“光喊口号就能办案了？”
起草小组为此争论激烈，称其污蔑审判实践的人对江伟拍了桌子，而江伟也拂袖而去。后来的立法规定了“着重调解”。
1991年的民诉法将“自愿合法”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实务中调解案件的比例明显下滑。
傅郁林向记者介绍，1991年民诉法主要是重新配置了法官与当事人的权限，当事人的诉权使司法裁判权受到一定的制约，法官职能有所弱化，例如对证据即由原来的全面“收集调查”改为“审查核实”。
立法的改变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法院系统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提供了基础。这场由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学界广泛参与的司法改革，集中体现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及一系列司法解释和法律文件中，例如2001年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这一规定大大加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著名的莫兆军案可谓是此规定的一个“副产品”。
2001年，广东省四会市法院审理了一起借款纠纷案，原告起诉一对夫妇，声称他们欠了自己一万元钱，并提供欠条作为证据。这对夫妇则声称欠条是在原告的威逼下被迫写的，但未能提供证据。审理此案的法官莫兆军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被告夫妇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借钱的主张，从而认定借条有效，判决这对夫妇还款。判决之后，这对夫妇双双在法院门口自杀身亡。
事隔不久，公安机关发现这对夫妇被持刀威逼写下欠条的事实。随后莫兆军被检察院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一审被判无罪，检察院抗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这一时期的改革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说这种转化是与现代法治国家相适应的。
改革在2001年达到最高峰，随即转向。张卫平认为这是一种遗憾：“与我国社会的现实、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有密切的关系。”
调整方向的10年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上一届人大立法规划中即被列入重点。
2007年民诉法只对再审和执行程序进行了修改，各界都很不满意这样的小修补。
一直参与立法的学者杨荣馨猜测，民诉法的匆忙修改或许与人大的换届有关。
他回忆法工委当时已向他表示先出台物权法，跟着就是民诉法。不巧的是，物权法的出台因为北大教授上书事件搁置一年，人大马上面临换届，没有时间了，只好将急需修改的再审和执行问题修改出台了。
傅郁林向记者分析了实务中的原因：“不满裁判的申诉案件的大量增加给政府形成的压力，直接导致了2007年民诉法修正案对再审程序的强化 |
